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术根据第一个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用“顺势”这样的字眼来表示两类巫术中的第一类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如果采用“模仿”或“模拟”这种术语，即使不是暗示也会使人想到有一个自觉的行为者在进行模仿，那就把巫术的范围限制得太狭窄了。巫师盲目地相信他施法时所应用的那些原则也同样可以用来支配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转。换句话说，他心中断定，这种“相似”和“接触”的规律不局限于人类的活动而是可以普遍应用的。总之，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顺势巫术”是根据对“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而“接触巫术”则是根据“接触”的联想而建立的。“顺势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看成为总是保持接触的。……在各种不同的时代，许多人都曾企图通过破坏或毁掉敌人的偶像来伤害或消灭他的敌人。他们相信，敌人将在其偶像受创伤的同时，本人也受到伤害，在偶像被毁掉的同时，本人也会死去。这可能是“同类相生”这个原则最常见的应用了。只要从大量事实中列举少数例证，即可说明这种习俗在全世界流传之广和持续年代之久。数千年前的古代印度、巴比伦、埃及以及希腊、罗马的巫师们都深知这一习俗，今天澳大利亚、非洲和苏格兰的狡诈的、心怀歹意的人仍然采用这种做法。我们还听说过北美印第安人也有一种类似的做法：他们把某个人的像画在沙子上、灰烬上、泥土上，或任何其他被认为可以代替其真身的东西上，然后用尖棍刺它或给予其他形式的损伤。他们相信，这样一来，画像所代表的那个人就会受到相应的伤害。例如：当一位奥吉布威印第安人企图加害于某人时，他就按照那仇人的模样制作一个小木偶，然后将一根针刺人其头部或心部，或把箭头射进去。他相信就在他刺人或射穿偶像的同时，仇人身体上相应部位也立即感到剧痛。如他想马上杀死这个人，便一面念咒语，一面将这个木偶焚烧或埋葬。秘鲁的印第安人用脂肪和谷粉捏制出他所讨厌或惧怕的人的塑像，并在那位受害者将要经过的路上把它烧毁，他们将此称为“烧掉那人的灵魂”。……接触巫术最为大家熟悉的例证，莫如那种被认为存在于人和他的身体某一部分（如头发或指甲）之间的感应魔力。比如，任何人只要据有别人的头发或指甲，无论相距多远都可以通过它们对其所属的人身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样的迷信遍及全球。……除了头发、牙齿之外，脐带和胞衣（包括胎盘在内）也普遍被认为在割断与人身的联系后，仍保留了它与人身之间的交感联系。人们确信这种交感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以致这个人一生的祸福安危都和他的脐带或胞衣有关；如果他的脐带或胞衣保存得好、处理得当，那他就将一生幸运，反之，如它们被丢失或损坏，他的一生将因之而多灾多难。……对人发挥巫术交感作用，不仅可以通过他的衣服或某些从其身上掉下的东西来实现，也可通过他的身体在沙子上或地上留下的印迹来实现。你可以用伤害一个人的脚印来伤害其本人的脚。这种巫术尤其广为流传，几乎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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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及其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观点是相同的。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三家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大凡苏共政治局、英国内阁或美国总统作出某项决定，通过国家机器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上述诸点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较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的现政府，区别是显著的。这些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可以看到政治秩序在下降，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坏。这些地区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以及能够体现和指导公共利益的政治机构。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德·托克维尔说，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美利坚合众国一诞生便引进了17世纪英国的政府形式、政体和施政方法。所以，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如果要他设计一个政府，他马上会想到要制定一部成文宪法，想到还要有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和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党派竞争—一整套限制政府的绝妙手段。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对于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公式是无济于事的。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麦迪逊(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号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